《李冠霈专栏》发声的未完成式:不恐龙大法官RBG教我们反思的

《李冠霈专栏》发声的未完成式:不恐龙大法官RBG教我们反思的从RBG身上学到的事

在台上映一个多月的《法律女王》与《RBG 不恐龙大法官》两片,皆以美国第一位犹太籍女性大法官鲁斯·巴德·金斯柏(RBG)为主角,描述其求学、家庭、职涯生活,由此历程窥见鲁斯如何突破加诸在她身上的社会角色期待,并以自己的法律专业作为实践平权的着力点,一步步成为美国自 70 年代迄今,消除因性别而生权利不平等法律案的重要推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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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由两部电影刻划鲁斯的个人经历,我们窥见 50 至 70 年代美国社会菁英女性的缩影。这些女性在法律上获得看似与男性相当的权利,比起其他阶级的女人,坐拥了相对多数的资源。

这让我想到 2003 年上映的电影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,该片同样也点出美国 50 年代多数菁英女性求学目的是成为贤妻良母,只有少数人质疑此种观点,或以自我实践为学习目标。

在鲁斯结束求学生涯进入职场的年代,社会让她认识到「女性能力低于男性」的「普世价值」。多数人们依据男性与女性就读的学校、应徵的工作、获得的薪资差异等所谓「客观现况」相互说服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性;较少人愿意了解在性别框架外的个人实力;更少人会去思考导致这种现况的背后因素─入学录取的性别比差异已窄化女性可与男性受同等教育的机会、课堂上教授给予男同学较多的表现机会、女性受雇者平均录取率因「男人须养家、女人须顾家」的价值而偏低、同工(包含工作能力与工作量)却不同酬。

透过两部影片,我看到鲁斯藉由每个案件挑战既存性别结构加诸男性、女性身上的限制,像是只有母亲才能申请的育儿津贴对单亲父亲的不便、需得丈夫同意书才能申请贷款的女性、因怀孕而被合法开除的员工、被军校拒收的女学生。一个法治社会,立法者与执法者的政策实践和价值选择,往往引导着社会的走向与声音;然而当我们重新反思正义并尝试翻转不平等的价值时,面临的是缓慢又迂迴的进程,既存价值、刻板印象往往来自过去长时间的优势群体主导、非优势群体顺从,经年累月地成为多数人的习惯与共识。

该批判的是「父权」,并非「男性」

今年 3 月 8 日我在墨尔本参加国际妇女节(international women’s day)游行,行前一位长居纽澳的男性友人 A 向我表达,「现在纽澳女权高涨,已经不像十年前、二十年前有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了,男性反而成为弱势。」他不知道的是,这次游行主打的口号是”equal pay”,理由正因为当地仍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形。分享这件事的目的并非藉此反讽那位朋友的说法,相反地,我认为他真实反应自己生活感受,正是开启对话的契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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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化,虽然维持他们的优越地位,但男人在此之中也面临不少压迫。举例而言,推崇阳刚文化的群体中,扼杀许多不符合男子气概的个体多元发展的可能;异性恋中心的价值,压抑了其他性倾向的人成长与学习的机会;「家庭主夫」被贬低为「吃软饭」的刻板印象,限制了家庭分工合作模式的多种可能。正如我的男性友人,我相信他在生活中可能曾经历因性别所生的不平经验,才会有感地说出那些话,或者也有可能,其他面向的压迫对他而言是更为迫切待解的问题。

每个人都身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中,因性别而生的差异,伴随着不同世代、年龄、阶级、种族、国籍、地域交织成不同的压迫经验。在澳洲旅行时,我跟表妹聊天,虽然她父母都是台湾人,但本身是个在澳洲土生土长的 Aussie。我问她成长过程中是否有因为肤色、种族或性别而被歧视的经验,她很认真思考后回覆我「没有。」在她的生活经验里,因学业、工作表现不理想或没态度的人比较容易遭受到歧视,而她的求学、求职生涯还算顺遂,因此没有特别可以分享的「受压迫经验」。

上述两段互动是我在生活中接触到的性别经验谈,也正是我认为可以梳理「女权高涨、男权式微」迷思的机会;每个人对于不同结构面向的压迫感受不同,性别结构带来的压迫也非能够以生理区分,细緻地去爬梳个人身处的家庭状态、学校教育、职场环境,其中与她/他互动的人的价值观,个体是否有觉察与能量表达自己的不舒服,才有可能开始了解人与人、人与结构的交错关係,以及环境、体制带给个人的压迫经验。

「他者化」无助于同理与改变

法律变革与价值转换是缓慢的进程,现实生活存在的不平等与限制却是各种被歧视、权利被剥夺的人每天要面对的,无论来自外在环境,还是内在心理压力。最近公视首播连续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,浅显易懂地诉说两件事情,一是「没有人是局外人」,二是「每个人都有身处弱势的一面」。生活步调总是快速的,觉察反思却是缓慢的,伤害与误解就在这一快一慢之间持续增加,我们明知它不会停止,但仍期待能做些什幺让它趋缓,甚至希望解开一些长久的死结。

社会心理学家 Miligram 的权力服从实验结果发现,多数成年人愿意服从权威者下的电击指令,纵使她/他明知那并不合情理且会让人受伤;不过当施行电击者与被电击者的距离愈接近时,施行者会比较不愿意依照权威命令去执行电击。由此实验可知,多数人会顺从社会主流价值选择自己的立场和行为,但同时也发现,当既得利益者减少与弱势群体切割、划分并缩短心理「距离」时,他们较不容易盲从「主流」;反之,即使她/他们受过逻辑思考的教育,也不易去反思自己身处的结构问题,最知名的例子如德国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。

前阵子我跟着婆婆妈妈团一同参访当代艺术馆《乌鬼》展览,导览员是位 60 岁左右的女性,她认真地诠释展场每个作品呈现的概念,其中包含传统宗教习俗中同志情感样貌的侷限想像、外来者对原住民族文化不理解的扭曲误解等。当导览员被团员问到「什幺是酷儿」时,她用自己理解的内容说明「像是新闻常播报的同性婚姻,一般听到的同性恋,就是酷儿。」她理解的「酷儿」,或许与研究酷儿论述的学者所解释的不全然相同解,然而,她表达在担任导览员过程,尝试先放下自己所属世代对于同志、同性恋的偏见而重新理解创作者的理念,正是带来改变的契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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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导览员让我想到《法律女王》和《RBG 不恐龙大法官》两片中,鲁斯和女儿、学生之间因世代产生的冲撞和对话,也因此开启我与妈妈对于《乌鬼》展览中涉及恐惧、鬼怪、迷信、原住民、东南亚移工、性别、性倾向等议题的讨论。我的妈妈和那位导览员属于同世代的人,她们从小到大认识这个世界的样貌、方式与现代年轻人完全不同,

倘若改变既存想像,我们接触的客观现况也会渐渐转变。性别平权的历程总是从法律政策层面开始转变,进而影响社会价值与观感,不过它并非单一、线性的历程,如同 30 年前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现况确实有所改善,但至今仍然存在着因性别而生的经济不平等现况,真正改变的是,愈来愈多民众意识到「同工不同酬的不合理性」。平权意识的普及除了增加人民性别敏感度外,也缓慢地鬆动传统婚姻价值或情感关係想像,价值的转变更会推进国家在政策立法上的修正。

《李冠霈专栏》发声的未完成式:不恐龙大法官RBG教我们反思的

民主社会必然有多元的声音,如何在各种价值声浪中,明辨歧视的样貌、平等的真谛进而形成个人立场,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利和义务;然而,所有的社会都一样,既存、传统价值观念的鬆动与转变是渐进、迂迴的历程。我们不断透过自己参与其中的政治与日常,理解传统性别结构透过人际互动複製和深化固有的体制,影响身在其中的个人「被期待的样子」,进一步,在我们所属的不同位置上,或许能慢慢找出翻转和改变的使力点,正如那恶名昭彰的不恐龙大法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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